如果是用两个字，则“彻悟”最适合。他是一位隐者，静思读古，安于清寂，借创立的“人生篆书”浓缩对人生的思考，得到启功“得其髓”以及季羡林“正合吾意”、“学者书法之典范”之评价。

    “志存高远”与“彻悟”，恰巧也是解思忠经常题赠友人共勉的两句用词。身材高大，平易近人，一如解思忠的学术研究水平与处世哲学底蕴。

    首次提出将提高国民素质作为基本国策

    实践者的提案

    著名作家王蒙曾说：“解思忠是一个思想者，也是一个实践者”。

    长期以来，解思忠就有一个想法，那就是应该将提高国民素质作为基本国策。2008年初，他当选为新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后，便着手撰写并提交了《关于将提高国民素质作为基本国策的提案》。全文虽然只有1500字，却浓缩了他对这个问题的长期思考。

    提案首先指出：人类在进入21世纪之前，对未来的许多问题都众说纷纭，争论不休，但惟独在一个问题上达成了共识，那就是未来的国际竞争实质上是国民素质的竞争，没有国民的现代化就没有国家的现代化。提高国民素质不仅是国际竞争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而且也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个人类社会发展最终目标的需要。虽然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对国民素质的认识已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而且我国国民素质提高的步伐也已达到前所未有的速度，但毋庸讳言，我国的国民素质无论是从我国已确立的现代化进程的要求来看，还是与发达国家相比，都还存在着较大的差距。

    提案又指出：迄今为止，在我国的法律、中央文件和中央领导同志讲话中已做出明确表述的基本国策有：“计划生育”；“男女平等”；“保护环境”；“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节约资源”；“对外开放”。其实，上述几项基本国策能否真正得到落实，都直接或间接地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国民素质的状况；如果国民不具备相应的意识和自觉性，这些基本国策都不可能真正得到落实——从这个意义上说，提高国民素质更应该成为基本国策，甚至可以说是“根本国策”。基于上述理由，建议首先在中央领导同志讲话中能做出明确表述，将提高国民素质作为基本国策；进而以中央文件的形式作出决议，或制定《国民素质法》，以保证贯彻实施。

    提案还对如何提高国民素质提出以下六点建议：1）实行优生优育，遏制低素质人口的出生，防止可能出现的“逆淘汰”现象；2）大力发展教育事业，改革教学、考试的内容与方法，实施全面素质教育；3）加强家庭教育，对家长普及素质教育常识；4）健全社会教育，营造提高国民素质的良好环境；5）学校、家庭和社会的素质教育都要将传统文化作为重要内容；6）组织人事制度以及其他制度的制定，都要有利于国民素质的提高。

    他将民风中卑俗萎靡者概括为“贪、假、黑、奢、冷、躁、混、愚、溺、荒”10个字

    “盛世危言”

    促使解思忠关注国民素质的有两方面的原因。

    一是1990年解思忠调入国务院工作不久，在一次全国扫盲工作会议上得知：我国上世纪80年代，每年平均约有400万名中小学学生失学，其中约有30%至40%是因家庭贫困而付不起每年几十元的书杂费。

    二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鉴于当时的社会风气问题已成为广泛关注的焦点，反映各种不良社会风气的民谣大量出现，解思忠便从民风入手，仅用半年时间，就完成了专著《盛世危言——民风求疵录》。此书在广泛搜集并遴选当代民谣的基础上，将民风中卑俗萎靡者概括为“贪、假、黑、奢、冷、躁、混、愚、溺、荒”10个字，每字独立成篇，通过披露典型事例和社会调查结果，并辅之以议论，旨在振聋发聩，醒世警顽。

    解思忠很快将自己的研究与写作深入到了国民素质层面，于是就有了《国民素质忧思录》一书。此书从人格、精神、道德、文化、科学、职业、健康和审美等8个方面对国民素质进行了考察，并在剖析社会调查结果和典型事例的基础上，提出现代人的素质要求。

    《国民素质忧思录》、《观念枷锁》与《国民素质读本》

    “国民素质三部曲”

    解思忠对我讲述了一段鲜为人知的往事——解思忠虽然认同台湾著名作家柏杨先生所写的《丑陋的中国人》一书中的部分观点，却在《国民素质忧思录》一书前言的开头写道：“我们——中国人，并不丑陋”。柏杨先生看过《国民素质忧思录》书后，便通过香港一位友人与解思忠取得联系，并于1999年2月2日致函解思忠，表示对他的观点“赞成膜拜”。此后，两人书信往来，并互赠著作，结下文字情谊；遗憾的是，虽然彼此都向对方发出邀请，但直到柏杨先生去世都一直未能见面。

    《国民素质忧思录》一书取得成功后，解思忠从作为观念载体的俗语民谚入手，在观念层面追溯了国民素质缺陷的根源，并完成了《观念枷锁》一书。此书旨在促使国民自省，变革观念。

    《国民素质忧思录》和《观念枷锁》出版后，解思忠不断地收到境内外读者的来信，许多读者都希望他能回答“怎么办”的问题。他自己也言犹未尽，觉得在国民素质的研究上有破，也得有立；于是，又有了2000年《国民素质读本》一书。此书根据现代化对人的要求，将现代人的必备素质分8个方面、50个子项，并对每项素质作了通俗简要的阐述，形成了迄今为止最为权威的关于素质的内涵界定与分类方法。出版之后，再度获得好评，近10年来一直供不应求，于2008年修改再版；许多企事业单位和政府机关将其作为对管理人员进行培训的主要教材，以及设计素质模型、实施素质工程的理论依据，许多大、中学校也将其作为对学生进行素质教育的辅助教材。至此，解思忠历时三年、累计60万字的“国民素质三部曲”终于宣告完成。

    用中国传统人生哲学提升国民素质

    “人生篆书”

    解思忠自1998年担任副部长级职务后，仍然一直坚持利用业余时间进行学术研究，在“做官”与“做学问”之间艰难地走着钢丝。他说：“我也应该像企业一样，使自己的‘资产’不断‘增值’。”面对“如何处理做官和做学问关系”的提问，他如是坦陈：“我不赞成一种观点，即做官与做学问水火不相容；处理得好，是可以相辅相成的。我们不能专门造就一批没有学问的官员来治理国家。改革开放初期，曾提出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现在则应该提出，让一部分人的素质先高起来。这部分人是什么人呢？首先应该是官员。我们不能苛求各级官员都成为学者，但却完全有理由要求官员的素质应该大大高于一般人，通过提高自身素质提高工作的质量；如果能在自己工作的领域里有学问上的建树，那就更好了。”

    对于提高国民素质，解思忠曾寄厚望于社会，但后来发现，对受过基础教育的人来说，主要还是依靠自己——只要大家都能自觉地独善其身，国民的整体素质就必然会大大提高。

    那么，如何才能增强提高自身素质的自觉性呢？解思忠认为，不能光是从集体利益、国家利益的角度来强调这个问题，最根本的是要激发人们实现圆满人生的欲望，启迪人们实现圆满人生的智慧。鉴于中国传统人生哲学，既可激发国民实现圆满人生之愿望，又可启迪国民实现圆满人生之智慧，故解思忠便将研究方向又拓展到人生，并与研习已久的小篆书法相结合，创立了“人生篆书”，即用小篆书写中国传统人生哲学格言。

    当问及为什么要采用小篆这种古远的书法形式时，解思忠说：中国古代人生哲学发源辉煌于先秦诸子百家争鸣时代，而篆书亦诞生于这一时期；故用小篆书写中国古代格言不仅具有久远典雅之韵味，还能使内容与形式更趋和谐完美；而且，自己对小篆的兴趣也由来已久，“文化大革命”中曾躲在一个角落里研习中国书画，至今还保留着1967年用小篆书写的“箫笛曲选”四字。其实，解思忠对中国传统人生哲学的兴趣也是由来已久。早在中学时代，他对古代典籍就很感兴趣。“文化大革命”中搞“斗批改”时，常将一些“糟粕”油印后供大家批判。有一次，他偶尔得到三本上世纪四十年代出版的《格言联集古》、《中国格言录》和《西洋格言录》，便如获至宝，特意买来一个精美的笔记本，偷偷摘抄完这三本书，至今还保留着。可以说，解思忠的“人生篆书”即发轫于此。

    中国许多著名学者到了晚年都是放置诸艺，只作书法，这不仅是他们约化到最后的文化活动与精神寄托，也是一种在精通经史子集之后“我笔写我心”的哲学实践。解思忠虽然年届六旬，工作依然紧张繁忙，今年当选为新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后，在负责监管中央企业的本职工作之外，又增加了参政议政的责任义务；但他业余时间的主要内容仍然是几十年如一日，以读、写为主，所不同的是以前的“写”主要是写作，而现在的“写”则主要是写字——他要把自己对人生的认知与体悟，不断倾注于人生篆书之中，并以“人书俱老”作为自己追求的目标。随着步入老年后世事洞明，心态平和，努力使自己的书作在融会贯通之际，无心自达，臻于化境。（余玮）

    人物档案

    解思忠毕业于同济大学，曾长期从事建筑施工管理，担任过首都机场1号航站楼工程技术监督；上世纪80年代在建设部工作；1990年进入中南海，曾任国务院办公厅秘书局教科文卫组组长、国务院研究室教科文卫司司长；1998年至今先后任国务院稽察特派员、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主席等副部长级职务。业余曾从事文学创作，出版过4部长篇文学作品，有中篇纪实文学、散文获奖，1990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到国务院工作后，又转向国民素质研究，迄今已出版10部专著，主要作品有《国民素质忧思录》、《观念枷锁》和《国民素质读本》。兼任北京大学国民素质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同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兼职教授(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安丘信息港录NIU）